在十大元帅中，刘伯承与贺龙的合作相对独特，尽管两人一起作战的机会不多，但却有两次重大联手战役，值得铭记。

第一次是在南昌起义期间。南昌起义是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，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身份，率领1.5万兵力（约占起义军的70%），担任总指挥，而刘伯承则担任前敌参谋长。此次起义的计划，正是由刘伯承与贺龙共同制定的。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联手作战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震惊了全国。然而，南昌起义后，两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，贺龙西进组织起更多的队伍，而刘伯承则前往苏联学习军事理论。

在红军时期，贺龙指挥红二军团（即红二方面军），而刘伯承则主要活跃在中央红军中。1936年，红二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两人才第一次在同一个战场上相遇，然而，他们并未共同指挥过大型战斗。抗战期间，刘伯承带领129师在太行山一带作战，而贺龙则指挥120师在晋绥地区，各自为战，虽然频繁打击敌军，但始终未曾联手过。解放战争的前期和中期，刘伯承在中原作战，贺龙则活跃在晋绥和陕甘宁，两人依旧没有合作过。

然而，历史的潮流最终将刘伯承和贺龙再次推到了同一个战场——这便是解放大西南战役。1949年，刘伯承与贺龙再次联手，在解放大西南的关键战役中共同指挥作战，最为关键的便是成都战役。

西南战役的部署与分工：

刘伯承时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，指挥主力从湘鄂边境秘密南下，绕过敌军防线直取川东，于11月15日成功解放贵阳，11月30日攻占重庆，兵锋直指四川成都。

贺龙时为第一野战军18兵团司令员，他指挥18兵团在陕西佯攻秦岭防线，成功牵制胡宗南的23万兵力，制造了“北线主攻”的假象。11月底，突破大巴山防线南下，12月21日到达成都外围，完成了北线合围。

成都战役的关键行动：

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对成都进行双重包围：刘伯承的部队从东南方向对敌军进行压迫，逐渐缩小敌军生存空间；而贺龙的部队则从北面南下，切断了胡宗南的退路。面对两面夹击，胡宗南被吓坏了，在12月23日弃军逃跑，国民党军陷入了大乱。此时，刘、贺联手发起总攻，同时策动刘文辉、邓锡侯等将领起义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5万人纷纷投降。

这一战，刘伯承和贺龙的联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，成功歼敌93万（其中包括50多万起义和投降的国民党兵），一举解放了川、黔、康三省，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陈冠任在其畅销书《十大元帅：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》中，对刘伯承和贺龙在这次联手作战中的指挥风格做出了精彩的对比。

一、刘伯承：谋略大师，善于“奇正结合”

刘伯承的战术核心包括：

1. 隐蔽机动：刘伯承带领第二野战军绕过敌军防线，采用了隐蔽机动战术，这一战法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，称其为“暗度陈仓”的典范。

2. 精准分割：在成都战役中，他通过精准的布局切断了敌军的退路，迫使胡宗南集团陷入绝境。

刘伯承的战术特点突出表现为“活”和“稳”。“活”即通过反向思维和非常规战法来打乱敌人计划，比如通过示弱诱敌，或者声东击西；而“稳”则表现为注重后勤保障和争取群众支持，在行军过程中注重与民众的关系。

二、贺龙：勇猛果敢，擅长“以势压人”

贺龙的战术核心则包括：

1. 心理震慑：贺龙在秦岭佯攻时“打而不破”，通过持续的施压让胡宗南的部队不敢分兵，这种心理战术令敌军始终处于紧张状态。

2. 士气凝聚：他亲临前线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。

贺龙的战术特点则体现在“放”和“韧”两个方面。“放”即用人不疑，给予将领足够的自主权；而“韧”则是在困难情况下能咬牙坚持，最终突破敌人防线。

刘伯承与贺龙的协作恰到好处，他们各自的优势互补，形成了“智”与“势”的完美配合。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，刘伯承通过战略布局切断敌人退路，贺龙则以强大的压力摧毁敌军的意志，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两位元帅的指挥策略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成绩，在政治上也大大推动了战局的进展，刘伯承的策反活动和贺龙的群众动员相得益彰，最终加速了国民党军的崩溃。

在这场战役中，刘贺两帅紧密配合，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“大迂回、大包围”战略，用57万兵力歼灭了93万敌军，创下了解放战争中歼敌人数的纪录。毛主席曾高度评价道：“贺老总和刘伯承在大西南第二次联手合作，和南昌起义一样精彩！”这一评价也被《十大元帅：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》一书总结为：“刘伯承与贺龙的合作，堪称谋略家与实干家的完美结合。刘帅凭借巧妙的布局切断敌人生命线，贺帅则用猛烈的进攻摧毁敌人的意志。二人以最小的代价，迅速取得了西南战役的胜利，是解放军高级将领协同作战的典范。”